以下为访谈全文：

Q1：您的资料显示您从2002年开始，就在美国第一资本银行担任资深总监，能谈谈您成为高管之前的早期经历吗？

余泉：我是2002到16年在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工作，一共14年，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高管，是一路从最下面做到资深总监，只是简历里懒得写七八段。

刚开始几年自己确实是挺没自信的，因为里面大部分是白人男性，你知道白人说话容易有个“牛气哄哄”的劲儿，作为一个个子比较小的女性，一开会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最挫的人——他们知道得好多啊，我啥也不知道。包括因为英语不是母语，有时候还被别人说英语说得不好，心里压力有点大。我记得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要做资深经理的时候，我跟我老板说：“我不要当，压力太大了，我就舒舒服服干点活儿挺好的。”

但是后面慢慢地，自己好像稍微变得笃定了一点。中间有一个成长性培训，大概的意思是更多地进行自我挑战、和自己做比较，不要去考虑别人的看法，很多事我就开始放下了。反正这件事喜欢我就去做，每年和自己比，成长了我就开心了。视角变了之后，好像就没那么纠结了，很多事反而顺了。当然可能也是工作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做点商业决策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现在我看团队里的小同学，我觉得也能理解，刚开始进入职场的头几年，心里面会很纠结，比如凭什么别人升职了我没有，这是必经的阶段。但是一旦有这种影响，你可能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反而没有把精力用在更加值得的地方。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只是检讨我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而不是别人怎么说的。一旦心态变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自己也很轻松。

到后来好像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阻力了，我会把主要精力花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

Q2：公众常常会认为“科技不是女生擅长的领域”，在职业生涯中，您是否曾经感觉到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限？另一方面，您是否曾经感受到自己的性别优势？

余泉：专业领域倒真的没有，当然可能因为我从小数学物理都还挺好的。我反而认为在运营、销售这些专业性没有那么强的领域对女生挑战更大，因为女生可能天生不太容易去推销自己，但是在科学领域，像我们做模型、算法，只要踏踏实实去干活就可以了，所以我反而认为女生做科学挺合适的。最近好像有个新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名单出炉，其中9个当选的华人科学家中，有8个都是女性。

自己职业初期没有自信的例子，我能想起来的还是在Capital One的时候的一次会议，我一进去坐在屋子里，看间里面全都是白人男高层，然后我立刻假设他们都比我牛很多倍。当时是我做的一个项目要争取高层认可，那一小时我基本吓得没敢说话，那时候自己是有感知的。

在我的观察中，女性可能有一个优势，我觉得女生想得开一点，会在工作之外和生活中找到一些力量，比如她们会和家人和朋友倾诉，会做做饭来解压。男生反而有的时候绷得太厉害，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中国比美国更明显一些，美国男生有时候还比较不在乎地说，我回家陪老婆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Q3：就是女生反而能有一些松弛的空间是吗？

余泉：对，就可能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反而能带来这么一种“好处”：女生会想，我做得好，那是我该得的，我做得不好，家庭和社会对我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Q4：现在有很多女孩子担心结婚、生育会成为自己的个人发展的负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泉：首先，我觉得我们团队招聘的时候没有男女的歧视，我们公司女生蛮多的。第二，我个人认为不管男女——当然女生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职业是一个长跑，不在乎一两年的快和慢。你也不能期待怀孕生小孩这两年和别人进步一样快，那又要把自己“搞死了”。

当年在美国工作时，因为我生孩子也比较晚，所以怀孕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我本来工作还挺勤奋的，但那一两年的时间我就跟我老板说，你不要push我，只要我的工作不是差到你要开除我就行。我说我一直很努力，但是这两年我一定是以孩子为先，工作上我只要做到adequate（合格）就够了。确实我那两年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工作，但我觉得长期来看是值得的，因为它反过来会给你很多的力量，我觉得都是人生的经历，工作并不是全部。

Q5：您觉得家庭是怎么样给您力量的呢？

余泉：那太重要了。女性比较敏感，如果只有工作，没有家庭在背后做支持和放松的港湾，我觉得你的心态状态完全不一样，有些问题的假设好像是，事业是唯一的，家庭就是一个“变量”，但我觉得它们是一样重要的。

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偏重。我经常被问到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我就会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既要工作上100%，家庭也要100%，还要成为全世界最会陪伴孩子的妈妈。有些阶段你可能在工作上冲一冲，有些阶段是家庭第一、工作第二，要自己做一个判断，这个时候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然后自己安心就好了。

我有两三年以家庭为先，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我每天6点回家对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这是我现在的平衡。举个小例子，昨天晚上9点到10点有个挺重要的会议，一般我女儿晚上9点到10点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昨天就提前给她发了个微信，我说这个时间有重要的会议，可能没办法接你电话了。

后来她确实没有打扰我，晚上回去她已经睡了。我反而还有点后悔，又回去看了一下我的留言，也没有铺垫或者后缀，没说“你好”、“妈想你了”之类的话，直接就甩过去一句话，我就想她是不是生我气了。后来今天早上她醒了之后，她问我：“妈妈你昨天晚上会开得好不好？”我一下就还挺感动的，我能从这些事里面找到力量。

Q6：作为一个母亲，生孩子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余泉：首先我觉得它给我带来了平衡，工作之外，现在家庭和孩子给生活增添了很多不同的focus（关注点）和乐趣。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女儿现在是10岁、11岁的年纪，可能另一个对工作的好处就是你会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沟通，因为大家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给一个10岁的孩子讲道理是非常难的，你怎么站到她的视角、想她能理解的事情，这个还挺考验耐心的。所以生孩子确实可能让女性在沟通方面有一些历练吧。

Q7：您刚才说到自己“不可能成为全世界最会陪伴她的妈妈”，那您有没有想过，希望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妈妈？

余泉：我女儿很多同学的妈妈都很多才多艺，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会做烘焙，做出来的都是店里能卖的水平，反正在很多方面我都比不过，但我觉得是这样，既然陪伴可能不是我的长项，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榜样。

我希望她能够感知到的是，妈妈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为之非常努力。在她的学习上，我很少为她多考一分、少考一分跟她纠结，每次我们都会探讨你有没有努力，你觉得你尽力了没有。我觉得过程是很重要的。

当然回到生活中，我也希望我是一个开开心心的，懂得从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小乐趣的妈妈，能够经常跟她疯疯癫癫地玩，做一个开心和放松的妈妈，因为我也希望她是一个乐观的人。

Q8：假设十年后，您的女儿开始面临人生选择，在事业、感情（家庭）两方面您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

余泉：事业上的话，我觉得我没有预设她到时候要做什么，还是要看她自己喜欢做什么，不管是艺术、数学、科学还是别的，但是如果她喜欢，一定要付出努力去做好，这是我对她事业上的期待。

家庭这个我还真的仔细想了一下，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建议，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家长说什么没用。我女儿和我一样都是挺倔的孩子，我要是干预，只会对她起到更强烈的反作用，所以我好像已经放弃了去影响她的感情选择，只有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吃点苦，然后找到自己合适的人，这我帮不了她。

Q9：那您自己成长过程中收到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余泉：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最大的改变可能还是成长思维，如果要化成一句话，那就是做自己，自己成长，而不是限制自己。

如果回顾一下当初的自己，我觉得女生确实容易给自己设限，包括我刚才说过，我当时跟老板说“不要再升我了”，很多人可能不能想象这种对话。那时候我还会跟老公说，你只要挣到这么多钱我就退休，因为美国当家庭主妇的还挺多的，当然现在中国也不少。这时候你暗含的自我限制是：女生发展慢，女生可以或者应该回家做家庭主妇，男生比女生强。

那时候如果你告诉我我今天能做成这样的事，我是想象不到的，如果我能回去，我会摇一摇当时的自己，让她不要给自己加上这么多的限制。

Q10：您在美国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2016年回国就职于蚂蚁集团，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两国的工作环境、职场氛围有什么不同？

余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Capital One在美国已经不算是一个传统的银行，有点创业的感觉，但说到底还是一个professional（职业性的）工作，跟同事关系也不错，但还是限于同事关系。当然我觉得公司不仅是管理很严谨，也给员工提供了很多系统性的培训，为我前期的职业生涯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框架，也就是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我特别感激这一点，互联网企业忙着做事情，在这方面的投入其实是少的。

在蚂蚁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还在美国，招聘的时候hr跟我联系，就跟我说“亲，你有一个xxxx”，我特别不习惯，因为大家在公司里都是职业性的对吧，我就写不下去这句“亲”，我觉得很怪。

刚来蚂蚁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爱变来变去的，因为我习惯了在一个很严谨、有序、有规划性的组织里面。这边呢？经常换方向，就跑一阵打一枪再看看换一个什么地方。现在慢慢适应之后，我觉得也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本来环境就是多变的，在年初就把年底的计划定得一清二楚，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可能还是要保持机动性。当然可能我是接受了现实，心态也开放了。

而且在这边跟同事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有点像同事+家人的感觉，因为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的关系仅仅是有距离的同事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起打仗、背靠背的伙伴那种劲儿，所以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团建，有时候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就出去喝一场大酒。每天见得最多的也是同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份职业，你还投入了感情在里面。

Q11：迄今为止，您认为您的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未来您还有哪些目标？

余泉：我觉得还是在我来到蚂蚁之后。在Capital One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尽责的职业人士，交给我做的事情一定能做好，但是要说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这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来到蚂蚁之后，不是夸张地说，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因为我们给很多没有信用的人带来了信用，这也正是普惠金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