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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高适的第二次幽州之行，是他走上仕途之路时。天宝九年（750年）秋，高适负责自封丘送兵至清夷军（驻守在今河北怀来县东），至冬季抵达蓟北。完成送兵任务后，高适回到阔别六载的蓟门过年。待到天宝十年（751年）春，高适离开蓟北回封丘。这一趟算是“公费旅行”，也是高适与幽州城的告别。

作为边塞诗人的高适，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代表作，或是那首《燕歌行》。在诗中，你能看到“东北”“榆关”“碣石”“瀚海”“狼山”“大漠”“城南”“蓟北”等众多地点，简直是一部北地作战的全景图。

杜甫以诗描绘边塞

对于有着“诗圣”之称的杜甫而言，幽州既熟悉又陌生。对于幽州的熟悉，是他通过许多“边塞”、战斗的诗篇来全景式展现的。而对幽州的陌生，在于他一生都未踏足此地。其实，杜甫与幽州距离最近的时候，是他与李白、高适等人漫游齐鲁的那段时间。此后，杜甫的生命足迹便再未与北方大地产生过交集。

杜甫画像

待“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于《后出塞五首》中写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他在《渔阳》一诗中言道:“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你看，杜甫是将“蓟门”、“渔阳”、“燕”地，当作“安史之乱”的诗化历史叙事中的背景地，以这些幽州的名称，来指代叛军。

即便是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由于藩镇割据仍在，杜甫笔下的《有感五首》，依然忧心忡忡地提到：“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只可惜，作为右拾遗的杜甫，说话是没有分量的。

幽州之行李白失意

“谪仙人”李白邂逅高适，是在高适离开幽州十年之后。那是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小他十一岁的杜甫在梁宋一带漫游，其间遇到了与李白同庚的高适。于是，这唐代诗坛的三位巨擘，开始在山东大地上游走。此番经历，在杜甫的《遣怀》中有所描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天宝四年（745年），高、李、杜还有过一次齐州之会，参加者还有李邕、卢象等人。

李白画像

天宝十年（751年）秋，已过半百的李白开始了北上之路。他从河南开封出发，一路经过相州、洺州、魏州、深州，最终到达幽州，前前后后走了一年的时间。当天宝十一年（752年）仲秋时节，李白出现在幽州的时候，他的心绪是十分复杂的。

有些学者根据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有“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诗句，便认为李白很早就揭示出安禄山有野心。其实此诗创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被流放夜郎，所幸中途被赦回。当他得知自己的好友、江夏太守韦良宰即将入京述职时，便写了首八百余字的长诗来自述生平，希望得到朝廷的信任。在此情形下写成的作品，并不能说明李白初入幽州时的想法。

对于安禄山麾下的幽燕军人集团，李白到底抱有怎样的态度？他喜欢、欣赏、赞叹，还是警惕、忧虑、害怕？从他留下的诗文中，似乎更倾向于前者。李白或没有将安禄山控制的幽州当作朝廷的隐患，反而视其为施展拳脚的重要舞台。

在李白创作的《幽州胡马客歌》中，是如此描绘“胡马客”的：“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这样的幽州“胡马客”，或与李白心目中快意恩仇的侠士形象相去不远。一股来自边地的粗犷豪迈且质朴的生命力量，毕竟要比长安城内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强得多。

他的另一首诗《出自蓟北门行》，是一首北方游牧民族大兵压境，汉地主帅指挥兵将奋勇杀敌的叙事诗。然这究竟是李白的凭空想象，还是确有其事，被李白全程记录下来了呢？说实在话，李白于幽州一带漫游的时候，并未遇到任何战争场面。

拥有卢龙、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衔、掌控近二十万精兵的安禄山军事集团，已然具备了威慑关外的力量。这或许是唐玄宗将三镇托付给安禄山的原因，也是安禄山谄媚君王的结果。在厉兵秣马的同时，安禄山还培植、选拔了一批骁勇善战、又没啥政治头脑的部下。与此同时，他也在全国各地招募文人谋士。赶巧了，李白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幽州的，他的政治头脑也不太灵光。以《北风行》为标志，李白的幽州之行结束了。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这首《北风行》，反映出李白透彻地认识到安禄山极有可能起兵造反。然李白不能直说，才只能以思妇形象代指。

对于这种看法，或有待商榷。李白在《北风行》中，描绘出一幅边塞家庭为国从戎的感人景象。至于“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的幽州大地，在诗句中是以后方战略基地出现的，这与揭示安禄山可能造反关系不大。

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至今仍是一个谜。到了天宝十二年（753年）年初的时候，李白便匆匆离开了。至于离开的原因，或许是安禄山集团没打算用他。此后不久，李白便投入哥舒翰麾下。

云居寺唐塔 摄影：高申

张守珪成败皆幽州

若不是《长安三万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张守珪？这位于盛唐时期叱咤风云的边镇统帅，被历史长河淹没太多年了。当初，张守珪是以作战勇猛而不断升迁的。根据史料记载，张守珪体形魁梧，性情慷慨，讲义气，善骑射，深得将士们拥戴。时任幽州刺史的卢齐卿，对他非常赏识。某次两人共榻而坐，卢齐卿对张守珪说，“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不出所料，张守珪果然成为节度一方的统帅。

到了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政权进扰瓜州，守将王君战死。朝廷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到任后，张守珪组织军民修筑城防。尚未完工，吐蕃军队就来侵扰，城中人大惊失色，张守珪见敌众我寡，干脆上演了一出大唐版的“空城计”。他在城墙上召集将士，饮酒作乐。吐蕃军队见到这种情景，怀疑城中设有伏兵,竟不战而退。

战事初定，张守珪便招徕流亡民众，组织恢复生产。最终，张守珪不仅得到朝廷的封赏，还赢得了民心。瓜州百姓立碑刻石，以纪其功德。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守珪转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随即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主持应付东北契丹及奚族的侵扰活动。此时，整个华北、东北的军政大权，就都集中在他的手中，这为后来安禄山集权开了先例。

张守珪的兵权远逊于安禄山，且北方契丹首领可突干“骁勇有谋略”，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东北与华北地区。朝廷此前任命的赵含章、薛楚玉等幽州长史，皆无法改变这一险境。张守珪到幽州后，多次主动向契丹发动进攻，“每战皆捷”。可突干打算诈降，又被张守珪察知。于是将计就计，张守珪派部下前往契丹大营，明面商议归降事宜，暗地里说服契丹别帅李过折发动兵变。李过折乘夜将可突干斩杀，率众归降唐王朝。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张守珪前往东都洛阳献捷，唐玄宗亲自赋诗，对张守珪的军功加以褒奖。随即，又拜张守珪为辅国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其金银器物及杂彩织物一千匹等。兴奋之余的玄宗，诏命在幽州为张守珪立碑记功。

张守珪的高光时刻来得不算快，但去得太快。刚刚过去三年，张守珪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未经张守珪同意，就对奚族叛军作战，结果先胜后败。张守珪隐瞒真相，上奏朝廷“大捷”。事情被唐玄宗知晓后，派宦官牛仙童调查。张守珪为掩盖真相，竟向牛仙童行贿，还逼死了白真陀罗。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张守珪贿赂一事败露，牛仙童被处死；张守珪因功减罪，被贬谪为括州刺史。他到括州不久，即因背上疽病而卒。

对此，有学者评价道：张守珪若不被贬谪，后来的“安史之乱”也未必就能发生。自从张守珪离去后，继任者李适之、王斛斯、裴宽等，皆未能很好地履行其职，终将东北、华北一带军务，“送”到了安禄山的手中。

高适与张守珪的交集，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前后，也就是高适入张守珪幕府的时候。李白与张守珪，则没有过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