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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钿 （34岁/湖北荆州）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博士

34岁的陈孝钿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博士。从事恒星物理、高精度天文测距、银河系结构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已有15年。

和很多少年一样，陈孝钿从小对星空着迷。带着对星空的好奇和向往，陈孝钿高考时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专业，开启了自己的天文人生。尽管从小就立志探索星空，陈孝钿也有迷茫的时候，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前两三年。“恒星物理是比较成熟的领域，如何才能找到有价值的新方向？是否要转到更为火热的天文学其他领域？”这是他当时的困惑。直到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想法，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亚当·里斯主动向陈孝钿请教造父变星的数据（一种亮度随时间周期变化的恒星，能够用于恒星距离测量，又被称为“量天尺”，最著名的就是北极星）。这正是陈孝钿的研究方向之一，他也从此坚定了对“量天尺”的研究员信心。

然而，要从数以亿计的星空里找出造父变星，是一件极其枯燥的事情，不仅需要大数据处理，还要靠天文学家的肉眼识别，才能实现高准确度。为了从近百万张图片中把造父变星全部找出来，陈孝钿每天查看两三万张图片，持续了两三个月，将所有图片检查了两遍，从中分辨出上千颗造父变星。2018年，陈孝钿等人发布了第一个红外全天变星星表，表中包含了1339颗造父变星。基于这个星表，陈孝钿次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发文，发布首张银河系恒星盘三维全貌图，揭开银河系形状之谜，引起了全球媒体关注。

除了打磨造父变星“量天尺”，2023年，陈孝钿还打造了一把新的“量天尺”。他利用双周期天琴座RR型变星，将难测的金属丰度信息转换成容易测量的周期，成功绕开金属丰度这个主要障碍，使得上百个星系或矮星系的高精度测距成为可能。“我希望从百光年到百亿光年，都能实现宇宙的高精度测距，最终得到宇宙的三维导航图。”陈孝钿说。

这些备受国际关注的天文学发现背后，还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天文台址——冷湖赛什腾山，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海拔高达4200米，方圆百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2018年，在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的带领下，陈孝钿来到冷湖，被这里的星空深深震撼，“天空中有着密密麻麻、各种形态的天体，还有很多流星划过，这是东部城市完全无法看到的。”陈孝钿说，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冷湖的大气非常稳定，星星不会“眨眼”，非常适合天文观测。于是他们在高海拔的冷湖连续监测了三年，最终证明了冷湖赛什腾山是世界一流的光学红外天文台址，填补了东半球一流光学天文台址的空白。

对于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的争议，陈孝钿向南都记者表示，“做天文面对的就是旷野，是宇宙，看到这些景象心里是比较平静的。我们反而会去想，如何从中找到一件小事儿一直做下去，做到极限。所以说我们看得比较大，但会想去做比较小的事。”“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生想做的，我很幸运。“陈孝钿补充说，自己是个保守的人，心愿不多，一辈子只想做天文研究这一件事，把恒星物理弄清楚，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2、“每一个纵深领域里都有很多方向”

苏俊 （29岁/中国香港）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国哥廷根大学生物学博士

1994年出生的苏俊是首位香港籍的青橙学者，也是第六届青橙奖最年轻的获奖人。他染着一头金发，外形酷似时尚博主，喜欢潮流穿搭、爱追动漫、会根据心情切换发色，在小红书上的人设是“染金发博导”。在这些标签背后，他的正经职业却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博导和独立研究员。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苏俊坦言自己高中前曾是个“学渣”，初中时因为物理成绩不好，老师曾对苏俊直言“科学太差”，被劝诫“不建议学理科”。苏俊的父母则更希望他成为一个医生，而苏俊却偷偷把志愿从医学改成了“细胞级分子生物学”。回忆起首次通过显微镜观察到活干细胞的触动，苏俊说，“那一刹那，仿佛看到了生命之舞。”

从大学开始，苏俊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各项奖学金和基金会奖励，他向父母证明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本科期间，苏俊完成了六次“轮转”，利用寒暑假时间进入到不同的高校实验室，从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到台北中央研究员，其间苏俊接触了肝癌分子机制、RNA、HIV艾滋病毒防治等不同方向领域，进一步明确了学术研究方向。

目前苏俊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卵细胞染色体数目异常，另一个研究方向是早期胚胎发育。

“在生育中心里面其实有高达一半的试管胚胎停止发育。这部分胚胎已经完成了精子和卵细胞的结合，在可放入子宫的成熟阶段时发生了发育停滞，在临床上只能被丢弃，我们希望能找到发育停滞的原因和有效的防治手段，去提高胚胎成活率。这项技术落地可以应用到辅助生殖中心去，减少女性在辅助生殖过程中的周期。”苏俊在分享时表示，他的终极理想是用科学提高卵子与胚胎的质量，以减少女性经历试管、流产、出生缺陷等造成的身体与精神痛苦。

谈及轨道与旷野的讨论，苏俊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轨道，“我面对的更多是科学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去解决它。当我解决了这个科学问题，我就可以把专注力放在其他的科学里面，但这不代表说我们实验室做的工作都是这边打一枪，那边又打一枪。而是说我们在决定换之前，真的是把原来的那个问题做到最深入。”

“我们就算在一个纵深的领域里也是有很多方向的，我现在只是关注卵子，后面还会关注胚胎，包括子宫。只要你选定一个大的方向，在里面继续做，很多时候你会想出更多不同的想法，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去继续做的。”苏俊补充道。

3、“沉没成本太高时不建议换方向”

曾也鲁（35岁/重庆）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中科院遥感地球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

在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中科院遥感地球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曾也鲁看来，“轨道还是旷野，其实讨论的是要不要轻易换方向，需要评估试错成本。”

2011年，从被业内誉为“中国测绘遥感领域人才培养的摇篮”的武汉大学毕业后，曾也鲁进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曾也鲁多次回到家乡进行遥感影像分析工作。当这片原来他无比熟悉的土地，通过遥感影像呈现出40年乃至50年前的样子，曾也鲁产生出奇妙的感受，“在不同年代的遥感影像面前，你会觉得你的时间轴就被拉长了，空间也被拉远了，会感到人类是很渺小的。”

遥感卫星成为了曾也鲁的另一双眼睛，遥感影像成为了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但曾也鲁并不满足目前的视野，他想要看得更多、更远、更清楚。针对于卫星信号容易受到阴影、观测角度影响等难题，曾也鲁及其团队提出了NIRv光子逃逸概率模型，将卫星观测几何不同带来的误差从30%控制在5%以内，这一研究被采纳为新一代荧光卫星角度校正的三种算法之一，并被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视作遥感基础理论与方法的重要创新性成果。

“用卫星精准捕获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发出的荧光，监测地面上的每块地、每棵树”，曾也鲁将自己的工作笑称为“给地球做体检”。这份“体检”工作不仅能测量植被中存储的碳及全球碳汇分布，还能通过诊断植物健康，助力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并为粮食安全做好预警。

“如果你把80%以上的时间都砸在这一个方向上，有可能最后做不出来，这个时候损失就比较大。因此我们一般推荐在早期快速摸索出几个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往前突，突到不太行了再换。但我们一般不倾向于你在做了很长时间，马上可以收瓜、结果的时候去换方向。尤其是对于做学术来讲，还是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投入。早期可以多听听长辈老师的建议，尝试更换，但是在中后期，不是太倾向于换，那样就像你追两只兔子，一只都追不着。”曾也鲁说。

此外在曾也鲁看来，大学生毕业之后要不要从事本专业方向的工作时也会面临类似的困惑，“我觉得同样是越往上约不建议换，本科换的话沉没成本不太高，但是到硕士、博士，换的沉没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4、“科研需要专注也需要自由探索，轨道和旷野不矛盾”

常林

北京大学电子学院研究员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光子与电子学博士

北京大学电子学院研究员常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集成光学，即在芯片上操控光的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微电子技术，在芯片上引入光可以极大提升信息的感知、传输与处理的能力。因此，集成光学所构建的光子芯片，被广泛认为是下一代芯片技术的重要方案。

“光子本身是有着很多得天独厚的物理优势，如果我们可以在芯片上去操控光，那就可以实现信息系统感知、处理以及传输性能的飞跃，有可能突破当前芯片制备工艺的困境，利用较大尺寸的晶圆来实现更高性能芯片的量产。”常林这样描述他的研究目标。

这背后是一段“八年冷板凳”的故事。2013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攻读博士期间，常林师从国际著名集成光学专家、美国工程院院士JohnBowers教授。博士开始的第一天，JohnBowers教授递给常林一份规划书：“这是我们刚刚获批的一个项目，要在芯片上对光的频率实现10-15精度的频率控制，你如果能完成它，将解决集成光学里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懵懂的常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异常艰难、没有任何人愿意做的项目。他接手之后一做就是八年，对集成光学的研究贯穿了整个博士和博士后生涯。一直到2020年前后，他的项目最终完成，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成为整个集成光学领域的通用技术。

目前的光子芯片的潜在应用领域包括激光雷达、光计算等，常林希望未来可以将传统的GPU与CPU之间的互联改成用光进行互联，这将极大地降低功耗，提升算力。

“我个人的终极梦想是，在未来，光子芯片能跟电子芯片一样去普及，在计算传输、激光雷达、血糖监测等领域都有所应用。”常林称。

但半导体行业没有捷径。只有反反复复的失败和重来。在常林看来，做科研失败的时间永远是比成功的时间要多，只有足够热爱才能坚持去做，这也是如今他在招收学生时最看重的特质之一。

“科研还是得有专注精神，特别是我们做芯片半导体行业，里面很多技术的开发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在这样的一些领域，还是需要专注在一个固定的轨道里来做。”对于轨道和旷野的选择，常林如是向南都记者表示。

但与此同时，常林认为，从事科研，尤其是高校科研，也需要很多自由探索的精神。“因为科研的本质都是源自于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这都是我们最原本的动力。如果你本身对这个领域有热爱，那你会不断地去闯入一些无人区，去突破你的舒适区域，去做一些类似于在旷野里探索的工作。如果一直重复做没有探索性的工作，会很难得到正向反馈，也很难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轨道和旷野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南都记者 马宁宁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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